【透视】美媒：美国通胀前景黯淡，消费者信心下滑

如上所述，行政参与权具有充权作用，一方面充实相对人权利的内容，另一方面增强相对人权利的效力，从而既改变了相对人权利与行政主体权力的量的关系，又改变了二者之间质的关系，使相对人具有了与行政权力制衡与合作的权能。

实际上政治宪法学的全部理论资源也来自于西方，从来没从共产党的文件或者儒家经典中发掘，这或许是它的一种不足。黄卉和志勇都很想我作为主持人正面表达一下观点，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其实我们只是观战，他们互相有他们的关注，表现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引入不同的学术资源和资力，对于我们青年学者来讲收获的永远不是他们的荣誉，荣誉归他们，耻辱也归他们，我们所承受的只是在一种沉甸甸的同时也更厚实的改革基础上如何完成宪政转型的理论与实践任务，他们会给我们许多的启发和支持，但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学术贡献在哪里，我们对于中国宪政转型有何意义，这不是靠站队或者标签化就能够轻松回答的，而是需要真正面对问题，给出具有竞争力的理论方案。我就无法理解一个满腹西方宪法经典、不接地气的学者如何启蒙社会，如何给中央政治局布道。但是这并不是宪法科学的全部，在我看来，在大致不太同于规范宪法学或者宪法教义学工作的这样一种历史法学或者说历史宪法学或者说政治宪法学所谓的科学解释的工作之后，它仍然需要有规范结构的关怀。所以在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包括建华今天的加入也很好，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内部视角，带有政治意义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对于悬隔批判意识、了解和理解中国宪法真实问题很有帮助，因为只有理解你的对象，你才能跟你的对象对话，否则你无法跟你的对象对话。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反思当初他们从事工作时的规范的前提，更多的是采用各种办法使现实适应他们的规范预设，如果政治结构不能适应，那就从社会中寻找力量，他们走的是这样的路径。

但在我看来，在宪法解释中历史逻辑的引入是真正建构中国宪法科学的第一步，我们首先完成内部的素描，了解我们批评或者褒扬的政治体的理性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这么能hold住？而且它还带领我们的民族在大致完成内部政治整合的同时，在外部层面上直接成了美国的最大的假想敌。所以在他的第一根本法里所高扬的是人民主权，不是党的领导，他只是表彰出来作为共和国第一原理的人民主权在根本意义上是跟党的领导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双重代表制的结构层次跟志勇没有区别，而志勇只不过把领导跟代表做纸面上的、形式上的区隔，并且说是领导吸收代表，显示出历史解释倾向，相比之下，陈端洪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表述高扬人民，倒更有规范倾向了。陈端洪指出，人民隐退并不意味着人民不存在了，相反，人民始终无形态地、无组织地并立在宪法的旁边。

他们是临时性的，是在特定时刻、且仅仅对某一项事务来说是代表。摘要: 陈端洪教授是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主要评述他的《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一文，通过重构其关于制宪权的理论模式，进而指出他对制宪权概念在理解上的内在缺陷，及他对人民和宪法之关系的误解。施米特：《宪法学说》，第264页。之前存在的法律或宪法不对他们发生任何的效力。

31易言之，他似乎认为这种宪法之旁意义上的人民只是一种抽象空洞的说辞，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但这不是与他说的在常态下，主权者会退隐，主权者代表机构会解散的观点相矛盾了吗？或者反过来问，制宪权会退隐或消失吗？ 也许是由于有这些困难，所以陈端洪虽然认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制宪之后退隐，或者马上转化为宪法权利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创制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常态政治中

事实上，施米特认为在进入正常的宪法生活之后，人民还会和宪法发生第三种关系，即人民在宪法之旁。所以，constitūere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指共同创建（founding together）、协调一致地创建（founding in concert）或一起创造（creating jointly）的行为。②吴彦：《法秩序与政治决断——有关政治宪法学的批判性检讨》，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第67页。人民仅仅出现在公共性的框架内，正因为有了人民，公共性才得以产生出来。

这指的是陈端洪所讲的原初制宪时刻的状态，或者当政治体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不过，在陈端洪看来，宪政主义者对于民主犹如叶公之好龙，他们不过是要借用人民制宪权来确立宪法的正当性，但他们害怕人民制宪权被激活，害怕人民的激情泛滥，他们希望通过宪定权力的理性化运用来满足人民的制宪冲动。而与制宪权的特殊代表相比，人民的普通代表是常任代表，就是广义的政府。不过，陈端洪也暗示了中国宪法体制的现实与西耶斯的观点存在差异，他说：中国实质的宪法体制的特点是，制宪权代表常在，和宪定权同在，并凌驾于宪定权之上……制宪权的代表被置于国民或民族的地位，天然地不受制于宪法。

他谈到，政治生命的原则在于主权的权威，为此，人民必得出场。陈端洪的文章用制宪权的理论对中国的宪法生活做了既切合实际、又颇富意义的解释，也使制宪权这个核心的概念变得具体生动起来。

在政府尚未创设之前，政治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或者官民关系尚未形成，人民并未进入真实、具体的政治关系中。原因有二：首先在一个大国，主权者人民不能出场，14真正的人民制宪只有在某些小国才有可能。

当然，即使在常态的宪法秩序中，作为一种政治意志的制宪权（即人民）也始终存在，甚至有可能对其原先的政治性存在作出不同的政治决断。17这一特殊事务当然就是制定宪法。没有人民的前提性存在，何来宪法秩序的建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先得有中国人民这个主体。宪政主义者确实担心制宪之后制宪权的滥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用宪法或宪定权来彻底消解人民的激情。因而，从立宪状态向常态的过渡，实际上就是指人民从宪法之上下降到宪法之旁（和宪法之内）的状态。如上面所说，制宪权与宪法常态并不对立，它们都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借以自我决断、自我组构的方式，那么，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他认为人民和宪法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根据凯里维斯（Kalyvas）的研究，constituent power（制宪权）的动词to constitute（制宪），源于拉丁文constitūere。

第二种关系则产生于制宪之后，人民处于宪法之内，也就是说人民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宪法律规定的权力45。而这种在场恰是一种健康的宪法生活中很必要的环节。

这与他后面论述改革性的修宪内容完全一致。施米特就指出，制宪权的首要特征是其常在性或恒久性，也就是说，它与某种具体的政治存在共始终。

④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最后，前者是以从上到下的方式来看待主权，而后者则强调由从下到上的路径来看待主权。25最后，尽管立宪时刻是非常政治状态，人民制宪的目的却是走向常态。②可见其对国内政治宪法学的创建之功。

凯里维斯（Kalyvas）归纳了这两种不同含义的主权的三个重要区别：首先，前者强调在一个已经建构的制度内的强制与服从，而后者强调的是作为建构性的力量。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从立宪状态向真正的常态政治进行过渡所应有的内涵。

这样，实际上就只存在立宪时刻与常态政治这两种状态或两个阶段了。陈端洪有意无意地把制宪与规范对立起来，并以制宪权来抑制宪定权，但他却忽略了，这两种权力其实是同一种主权意志在不同状态下的不同体现而已。

陈端洪也提到了这种关系，但他对此的理解似乎比较含混。首先，如前所述，陈端洪对制宪权的论述隐含着某种特定的时间—历史模式，有一个开端的时期（原初的立宪时刻，如同上帝创世）33，也有一个终结的时期（常态时期，神迹消逝，留下宪法之经，只需要拜［民主］神念经就行）34，而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两端之间。

51施米特指出，由于民意表达的无组织、无形态特征，它也有可能受到无形的、不负责任的社会力量的支配，但即使在这里，施米特认为，只要还存在着民主的实质同类性，只要人类还有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只要人民还能区分敌友，这个危险就不算太大。在这一过渡时期，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还是会通过代表的方式不断地出场。但尽管人民是制宪权的主体，由人民直接制宪却是不可行也不可能的。13陈端洪无疑也是接受这个新政治原则的。

但尽管如此，把主权简单地等同于制宪权，还是不太适当，因为这有狭化主权之嫌。这样，尽管制宪权常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会频繁地动用其制宪权，凌驾于宪法之上，甚至使这种凌驾式的突显例常化。

施米特：《宪法学说》，第264页。在界定制宪权是一种最高的建构性权力之后，陈端洪特别探讨了制宪权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

制宪权不是法律赋予的，也无需遵守任何法律。Pouvoir constiuant这个词除了宪法学讲的制定宪法的权力的具体意义外，更本质的是主权，主权是恒定的原则……这东西你如何藏得起来？藏就是镇压，可对于一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创造力，镇压终归无效。